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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奎岭介绍，在对交大师生进行的一项调研中他们发现：在专业学科层面，80%的老师都认为，人工智能本身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知识领域，并正在形成独特的交叉研究领域；在工具使用层面，几乎100%的学生尝试使用人工智能辅助资料检索、文档生成等工作，将近60%的老师尝试使用人工智能改进课堂教学方式；在思维观念层面，90%以上的师生都认为人工智能对大学的知识传授、知识创新与生活方式产生了影响，但有较多伦理与产权的问题亟待规范。

“我们将教育史和科技史结合来看，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伴随着世界科技中心，同步转移的轨迹非常清晰。但是有一点是延续不变的：人才培养是大学唯一不可替代的功能。换句话说，大学人才培养的中心位置并不会因为新技术的加入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丁奎岭说，现在大家也都有共识，人工智能会推动大学人才培养的变革，反过来优秀的人才也会推动人工智能更高质量地发展。

一是，目前的一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还处于“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的阶段，而服务于大学教育的人工智能，要真正在辅助学生深度思考、提升实践教学效率上，成为一个高效的教学工具，实现“可用”；二是，人工智能技术在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应用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需要提升人工智能在面对动态未知问题时准确输出的能力，避免出现“幻觉”，给出似是而非的答案，实现“可靠”；三是，前期调研显示，不同专业对人工智能作为教学辅助的思考并不相同，学生对人工智能的依赖程度也形成了不同等级，在高等教育场景下，希望打造这样的人机关系：人工智能可以陪伴人学习、可以与人合作学习，但不能替代学习，实现“可控”。

而在7月5日的“加速‘人工智能+’构筑新质生产力”论坛上，《人工智能安全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研究报告进行了首发，首次提出将人工智能安全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理念，该理念统筹了发展与安全的双重目标，不仅将安全视为风险管理措施或监管手段，而且强调安全知识、能力、资源的积累与增长，以引导各国国内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机制和体系改革，推动人工智能安全的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

同日，在由同济大学、杨浦区政府联合主办的“智能社会与全球治理框架”论坛上，同济大学研究团队发布了人工智能伦理、法律与智能社会治理系列丛书、“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数据库”、《负责任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指南》等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还推出数字“城”底座——IS3基础设施智慧服务系统，该系统支撑快速构建数字“城”和插拔式数字“市”应用，赋能数字治理、数字经济和数字生活全面数字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