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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孝濂，1939年生于云南昆明。1958年，高中毕业的他，进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从事绘图工作。后参与到《中国植物志》项目中，和众多植物学家、画师一道，为华夏大地的301科3408属31142种植物树碑立传。每个人各司其职，做好自己所承担的一部分，共同完成了这部国家巨著。60余年，曾孝濂共创作发表2000余幅植物科学画，参与逾50部科学著作的插图工作，出版个人画集多种。而由他设计的11套邮票中，《杜鹃花》《杉树》《君子兰》在历届全国最佳邮票评选中被评为最佳邮票，《中国鸟》获第十三届政府间邮票印制者大会最佳连票奖。

曾孝濂：我这一辈子很简单，只进了一家单位，只干了一件事：就是为植物画像。而且，一干就是一辈子。虽然我有幸参与到《中国植物志》项目，但只尽了微薄之力。这个项目前前后后共有164位画师参与绘制工作，其中有好几位是我国植物科学画创始人冯澄如先生1943年创办的江南美术专科学校的学生，是我的老前辈。他们承前启后、薪火相传，培养了一批青年生物画家。我是后来者，怎敢妄称“中国植物科学画第一人”。

曾孝濂：科学画和其它画种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绘画理念不同，它以植物动物及其环境因素为创作主体，反应生物物种原初的自然面貌，准确呈现物种的形态特征，来不得半点歪曲和任意夸张。它的表现形式是具象写实的，二者缺一不可。而主流艺术理念的核心，在于抒发画家本人对绘画客体的感受和情绪，是个性的宣泄和发挥。表现形式可以是具象的也可以是抽象的，更多是表现主义的。

曾孝濂：最开始，我们画植物主要还是以标本为依据，还原物种真实的自然形态特征，以准确为最高标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因参与国家“523”疟疾防治药物研究项目，我第一次走进真正的原始热带雨林。大自然的狂野，让我从最初的无知惧怕逐渐过渡到惊奇赞叹，进而产生了理性的崇拜，从那些奇妙物种的特殊意象中，感悟生命的神奇和奥妙。慢慢地，我意识到画植物科学画不仅要画得像、画得准，更重要的是要表现出它们的生命力。

曾孝濂：对我而言，画画，小时候是爱好，工作时是职责，那退休之后就成了一种停不下来的癖好和精神支撑。更何况，笔墨当随时代。当下，生态回归已成全人类的共识。植物科学画作为博物画的分支，也已从科研院所走向大众，且更加追求表达动植物原初的自然美、生态美和它们对生存的渴望，力求和观众产生心灵共鸣，唤起大众的认同感和亲切感。

因此，退休后我仍画了很多画。有自定的“百花”“百鸟”，也有为生态文明建设有关活动尽力的作品。这些是机遇也是挑战，更是应尽的职责。我曾写过一首打油诗自娱自乐：“平生无大志，就好画两笔。已是垂暮之年，拙性不改，一意孤行意未了。末了末了，还有人找。尽力而为，一件一件做好。还好还好，老迈之作，还有人瞧。”

曾孝濂：人的认知，总是从局部和细节开始，然后随着岁月的沉淀逐步深化。在如今的我看来，大自然是由美的原则构成的。从微观的大分子基因排序到肉眼难见的孢子和花粉粒，从维管束的交织组合到根茎叶花果的特殊构造，从生命个体到各式各样的植被类型和生态景观，无一不是美妙绝伦的。实际上，大自然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物种，以及每一门学问、每一门手艺的源头，也是我们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