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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文章中指出，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其中的一个关键是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以支撑人口高质量发展。虽然前期不少专家呼吁，构建生育支持体系需要将“婚、育、养、教”等一体化考虑，但当下的政策重心还是放在“育”和“养”上，缺乏针对青年恋爱结婚的实质性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未来婚姻变迁对生育的影响被低估。

文章称，要理解婚姻对生育的影响，首先要看到婚姻模式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东亚社会，中日韩三国女性婚姻的推迟模式非常接近pG电子，但韩国比日本晚10年，中国比韩国晚15-20年。日韩女性的终身不婚率（50岁仍然没有经历过初婚的人口比例）在婚姻推迟开始20年后显著上升。到当前，日本女性的不婚率接近20%，韩国接近10%，中国女性2020年的不婚率仍在1%左右。如果延续日韩的模式，中国将进入不婚率显著上升的窗口期。

如果将总和生育水平分解为婚内生育水平和婚姻结构的影响，就会发现日韩1990-2010年间生育下降的主要推动力是婚姻结构变化（婚姻推迟与不婚上升），在这段时间内两国的婚内生育水平甚至是升高的。韩国和中国2010-2020年婚姻结构变化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仍然超过婚内生育率下降的影响。换言之，婚姻变化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是要大于婚内生育水平下降的影响的。

以上结果说明，婚姻变化对生育的影响很大，未来中国婚姻模式的走势可能抵消生育支持政策的效果。相比日韩，中国面临更大的婚姻推迟和不婚率上升的压力。中国当下的初婚年龄仍然比日韩小3岁左右。东亚社会婚姻关联更加紧密，以日韩的经验来看，只有结婚才会生育的传统会演变成只有考虑生育才会结婚，或者只有在打算生活的时候才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