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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戴某诺在上海市黄浦区注册成立了一家电子商务公司。次月，戴某诺在未取得国家有关部门许可、不具备吸收存款资质的情况下，聘请他人建立了一个网络平台，从事P2P投资理财业务，通过网上发帖、线下发宣传单等方式，以投资企业为由向社会公众宣传推荐理财产品，承诺到期返还本金并支付年化收益率12%至36%不等的高额利息。

投资人孙某军在网站上浏览了公司投资项目，陆续在该平台投资了100多万元。2015年2月，戴某诺还邀请他去非洲参观其经营的纺织厂。他看到那里真的有个厂房，虽然不了解实际经营情况，但相信了对方的兑付能力。2个月后，戴某诺的妻子李某联系他，称非洲工厂出现了资金困难，又向他短期借款了几十万，并且李某承诺还本付息。

其实，早在2014年年底，戴某诺就已离开上海，潜逃到了非洲。戴某诺之妻李某一直担任公司监事，主管公司财务工作。在戴某诺出国后，她在国内根据丈夫的遥控指挥，管理平台的资金进出，查阅相关报表，兑付投资人、传递平台发标文件、招揽接洽投资人等。在出现了兑付困难，但资金链尚未彻底断裂之前，李某也启程，逃往非洲。

这一切都增加了戴某诺的缉捕难度。更何况，远赴万里之遥的非洲，当地的气候、地理、文化等多个方面都与国内不同，到达目的地后，能否尽快适应这种变化，会不会水土不服，甚至导致身体出现不良反应？戴某诺在当地生活经商多年，其眼线众多，人脉关系非常广，归案时，其在当地的圈子会不会影响其被成功押解回国，发生变数，致使此次行动功亏一篑？

2016年，上海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屠某偷偷用“干妈”朱女士的两套房产做抵押，贷款1000万元。屠某还向朱女士介绍了一款所谓的新能源汽车投资项目，称该项目的年化收益率可达15%。出于对“干女儿”的信任，朱女士和丈夫拿出了200万元存款进行投资，没想到合同到期，“干女儿”却失联了。朱女士夫妇才发现他们的“干女儿”是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