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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战之后，是另一场更加残酷的世界大战。二战之后，虽然没有再发生世界大战，但局部战争、代理人战争此起彼伏，同样为祸人间。关键是，霸权国家对大战的物质和心理准备似乎更为充分。君不见，持续了40年之久的全球冷战曾让全人类笼罩在核冬天阴影下，而当前美西方出现的“新冷战”逆流也正试图将30年的全球化成果撕为碎片。

虽然英德之间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对抗是导致一战爆发的重要线索，但绝非唯一重要因素，甚至都算不上是战争的导火索。一触即发、难以回头的战争冲动，相互锁定、传导冲突的联盟承诺，汹涌澎湃、自食其果的民族主义，德国对沙俄不断兑现的战争潜力的恐惧，这些都使得发生于欧洲一隅的刺杀案最终演变为“没有一国想要”的全面战争。

正如开战时的英国财政大臣、日后凡尔赛和会上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所言，“各国从战争的边缘滑入沸腾的大锅”。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更是用“梦游”来形容一战爆发前各国决策者的种种判断，并指出它们都源自当时欧洲的共同政治文化和战略心理。一言以蔽之，战争是一场各国共同上演的悲剧视频斗地主手机版，而非一桩德国独自犯下的罪行。

在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笔下，德国投身战争的原因既不是遭到脆弱而莽撞的盟友奥匈帝国的牵连，也不是外敌包围下过度惊惧而不得已地发动“预防性战争”，而是其保守政治精英有意推行的扩张性霸权追逐政策。就战争根源而言，两次世界大战并无区别，都是同一种扩张主义政策的终局。如果说其他国家对于战争爆发有什么重大责任的话，那就是它们对德国“遏制不足”，未能在“事前”就足够坚定地威慑住德国，例如英国在德国攻入比利时之前都不愿意与法俄正式结盟。当然，这种责任至多只是一种判断上的错误，而非道德或者法律上的不义与罪责。

其实，一战并非拿来衡量当今大国关系的唯一“镜鉴”，还有一些人拿伯罗奔尼撒战争来比喻当今的中美关系，其中最知名的衍生概念就是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在修昔底德笔下，古希腊战争的根源在于斯巴达对雅典崛起的恐惧。美国向来不惮于承认其对外政策就是要维护自身霸权，因此将这一逻辑套用于现在的中美关系。但问题是，在描述政治体制时，美国又将中国比为斯巴达，而以雅典自居。可以说，不论是将中国比作雅典还是斯巴达视频斗地主手机版，对美国而言都颇为别扭。

对于试图利用历史来推销反华政策的人来说，一战显然是一个更好的素材。在这些人看来，如果用一战前的英德来做类比，身份“错位”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此，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不断加码，不少人开始反复罗列中国与一战前德国的所谓相似之处。他们的预定结论非常清晰，正如德国要为一战的爆发背负全部罪责，中国也要为所谓“新冷战”的爆发承担全部责任；美国对华遏制只可能犯一种错误，那就是遏制的态度还不够坚决，手持的大棒还不够强硬。

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华盛顿在亚太新建的多边安全架构已经到了“乱花迷眼”的地步，美日印澳、美日澳菲、澳英美、美日韩、美日澳等名词如同排列组合一般源源不断地出台，日韩澳新四国的首脑也已经连续两年参加北约峰会。基于联盟的美国“印太战略”正在打破地理的自然分隔，试图将亚欧大陆的两端变成一整个“大火药桶”。

我们应当从一战中汲取的最重要教训，就是绝不能做不负责任的宿命论者，甚至打着从历史中学习的旗号重蹈覆辙。一战爆发前，柏林、维也纳、莫斯科和巴黎的决策者们无不认为本国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拥抱“不想要的战争”。在当前的西方特别是美国，也颇有一些人在推销类似的宿命论，鼓吹一战前的历史正在重现、新的世界大战很难避免。对于他们来说，频频提到历史，并非希望所有国家特别是大国从中汲取教训、避免战争，而是试图营造出一种战争总是会不以人的意志而到来的气氛。

与110年前相比，全球范围内的政治进步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两场世界大战的血腥和一场全球冷战的冷峻，让和平理念前所未有地深入人心；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和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更是给人们看待和处理国际事务注入了新观念和新思维。与之前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相比，当今时代都具备更多有利于维护和平的因素。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让全人类的和平灯火长明不灭，我们责无旁贷，也必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