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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表示，首先是立法方面，中国制定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法律，就是《海洋环境保护法》。从2012年以来，进行了3次修正和1次修订。特别是去年新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由原来的十章97条，修改为九章124条，增加了27条，其中只有8条是没有任何修改的，有许多制度创新和务实举措，比如，将陆海统筹作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原则，重点针对海洋垃圾治理、入海排污口监管、入海河流污染防治作出了详细规定，并增加处罚事项，加大处罚力度，丰富计罚方式和处罚手段等。

郭芳指出，在执法方面，生态环境部和中国海警局等部门建立了监管执法机制，在常态巡查执法的基础上，共同开展“绿盾”“碧海”专项监管执法行动。从2020年—2022年，检查海洋工程、石油平台、海岛、倾倒区共1.9万余次，查处违法围填海、非法倾废、破坏海岛等案件360余次，严厉打击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重点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

各级检察机关始终坚持行政检察与民同行，把“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作为基本价值追求。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在发布会上披露，全国检察机关在2022年至2023年开展“行政检察护航民生民利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专项活动中，办理涉民生民利案件10.4万余件，今年“检护民生”专项行动中办理行政检察监督案件5.1万件。

经调查，三家涉案企业经营状况良好，符合企业合规条件，检察机关对其进行三个月的合规考察，拟作不起诉决定。为保障反向衔接行政罚款能够顺利缴纳，富拉尔基区检察院与当地公安、司法行政、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共同会签了《行刑反向衔接行政罚款保证金提存制度》，由犯罪嫌疑人将保证金预缴纳至保证金提存账户，再将案件移送至行政执法部门处罚，确保反向衔接处罚效果。

最高检行政检察厅厅长张相军介绍说，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发现一些不法分子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利用市场主体登记流程简化的便利条件，冒用他人身份信息、虚构注册地址、伪造租赁合同等进行虚假登记成立“空壳公司”，这也导致一些“被股东”“被法人”现象出现，严重干扰正常的公司登记注册秩序和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围绕“冒名公司登记”“幌子公司”等“空壳公司”治理，北京、上海、江苏等地检察机关以行刑反向衔接为抓手，开展了专项监督。浙江省检察机关针对不法分子虚假登记公司导致“被股东”“被法人”现象，在全省开展“虚假登记”数字监督专项行动，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800余家公司撤销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聚焦“幌子公司”清理，目前促行政主管部门撤销公司登记或吊销“空壳公司”营业执照930余个。

今年4月，国家医保局、最高检等六部门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印发《关于开展医保基金违法违规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要求，针对医保领域各类违法违规问题深入开展专项整治，重拳打击欺诈骗保，举一反三完善长效机制，通过“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实现查办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推动医保基金监管迈上新台阶。

2019年至2020年，福建省某县卫生健康局以违反《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为由，决定对颜某等4户家庭分别征收社会抚养费，后因颜某等未主动履行缴款义务，县卫健局向县人民法院申请对颜某等8人强制执行，县法院裁定准予强制执行，并对其采取了纳入失信名单、限制消费、财产控制等措施。2021年8月，国家三孩生育政策施行后集杰丹东棋牌安卓版k，颜某等8人向某县人民检察院提出监督申请，要求停止执行并解除强制执行措施。

张相军表示，为积极服务保障国家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调整，2022年以来，天津、河北、辽宁、福建、山东、河南、湖南等地检察机关结合本地实际开展了“社会抚养费强制执行”专项监督，共办理行政检察监督类案3400余件，为国家优化生育政策落地落实提供司法保障，以“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方式，解决了涉及上千户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

河东区检察院行政检察部门受理该案后，调查发现住建部门未尽到建设工程行业主管部门职责，导致本地区因农民工工资账户未开设或挪用、违法分包、拖欠工程款等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频发，并据此依法发出检察建议书，联合行业监管职责部门通过会签意见、构建长效协作机制等形成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合力，推动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依法和源头治理。

今年2月，最高检与全国总工会联合印发《关于协同推进运用“一函两书”制度保障劳动者权益工作的通知》，强化检察机关和工会协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依法解决拖欠劳动者工资问题。同时，今年最高检开展的“检护民生”专项行动中，也明确将“积极参与根治欠薪专项行动，加强对民事、行政审判和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依法惩治恶意欠薪犯罪”列为重点工作。

据张相军介绍，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在违法线索发现、监督问题排查和类案监督、系统治理等方面，研发行政检察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黑龙江省检察机关强化农民工权益保护，通过构建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已帮助61名农民工讨回薪酬48万余元，督促相关企业建立工资专款账户6件，涉及金额340余万元。今年3月，最高检行政检察厅专门印发通知，推广该监督模型，推动各地检察机关结合本地实际用好模型，进一步提升监督质效，切实保障农民工安“薪”不忧“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