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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克服这一问题，报告建议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应当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加入更多的“协商”因素。二是实现量刑建议的多样化，改变精准量刑建议一种主导的现象。为此，“两高”应以省（市）为单位，就认罪认罚常见罪名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的量刑实施细则，细化常见罪名量刑标准以及附加刑和刑罚执行方式，明确从宽的具体幅度和明显不当的标准，统一量刑方法与裁量幅度，形成法检两家共同遵循的量刑规则。

报告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值班律师的辩护职能，不能仅仅将值班律师认定为司法机关的合作者或者类似“急诊医生”的角色，就算不能将其认定为辩护律师，也应当将其视为“准辩护人”。为此，可以考虑改变现有律师独立值班办案的法律帮助形式，实现值班律师公设化，“即通过在司法行政机关内建立值班律师办公室，以团队形式为被追诉人提供法律服务，实质性提升法律帮助效果。”

在辩护权保障上，报告分析指出，值班律师“实质性参与”应当是目前完善我国值班律师制度的基本方向：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就应“强制指派”值班律师介入案件；值班律师阅卷权应当从“查阅”扩展到“摘抄”“复制”；在值班律师对量刑建议有异议时，应赋予其拒绝签字的权利；以此实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获得有效辩护的权利的制度目标。

此外，基于刑事诉讼法与法律援助法互相衔接的需要，报告还表示，此次修法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范围。报告举例说，法律援助法第25条将死刑复核案件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围限缩为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被告人，与加强死刑案件被告人权利保障的法治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不利于对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权益的保障，有必要予以修正。

“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虽然取得显著成效，但在具体实施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甚至是涉及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根本原则和制度的问题，急需理论和实践予以回应。”报告指出，首先，涉案企业合规面临“于法无据”的窘境。目前刑法、刑事诉讼法都没有明确规定涉案企业合规，虽然“两高”发布了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和一些指导意见，但效力有限。其次，涉案企业合规的适用范围存疑。传统观点认为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对象是企业，自然人犯罪并不适用企业合规。问题在于，在我国的语境下，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民营企业家的担当作为。在这种情况下强调“放过企业，严惩责任人”，恐怕实际上收到的是“谁也没放过”的效果。另外，刑事诉讼法中能够对企业合规适用的只有“酌定不起诉”一种方式，“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条件是“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但司法实践中的案例不乏应当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由此带来适用上的争议。

“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需要明确规定涉案财产处置的一般性要求，并在该原则的指导下设立一系列具体的程序性规则，来保障刑事诉讼当事人的财产性权利不被侵损。”报告为此建议，可以考虑建构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促进涉案财物处置的公开化、透明化，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最大限度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同时，应当配套设置涉案财物归属中央财政，不得进入地方财政的制度。

报告说，从已经平反的冤错案件和引发舆论广泛关注的案件来看，很多都是程序方面的问题导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可以考虑建立我国的刑事诉讼无效诉讼行为制度，作为对程序违法的制裁手段。例如，违反管辖的规定，案件审理归于无效，必须重新审理；司法机关存在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情形时，必须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等等。